新中國第一個發展黃金生產的國家級文件。1957年，在新中國黃金產業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年份。這一年的9月14日，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了新中國第一份發展黃金生產的國家級文件——《關于大力組織群眾生產黃金的指示》，提出今后“必須把黃金生產作為一項重要的事業來領導”，按期完成生產任務。
為什么在凍結民間黃金買賣8年后，要下發這樣一份對我國黃金工業發展具有政策分水嶺意義的文件？此后，我國黃金生產是否真的迎來了大爆發？一切要從國家外匯短缺說起。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的現實首要任務就是推進工業化建設，這需要大量引進工業成套設備。此外，基于解放臺灣和抗美援朝的需要，要進口大量的武器裝備，產生了對外匯的需求。
但我國當時受到了西方陣營全面的政治和軍事封鎖，自由外匯很少，黃金成為當時增加外匯儲備的希望。從1952年至1958年的7年間，黃金在國家外匯儲備中的比例平均接近60％，成為當時償還外債的主要手段。即使如此，我國每年全部的外匯儲備也僅有兩三億美元的規模，用儲備還債這條道路也走不通。外匯成為新中國的一塊現實短板，亟待解決。增加黃金生產對解決國家外匯短缺矛盾具有顯著作用，與擴大出口相比，具有獨特的優勢：增加黃金生產的主動權在自己的手里，而擴大物資出口在很多情況下要受制于人；黃金本身就是硬通貨，生產出來就可以用以償債，可以沖破種種人為設置的封鎖障礙；由于我國人工費用低，黃金生產成本很低，在經濟上也很合算。
《關于大力組織群眾生產黃金的指示》的印發，也因此順理成章。這個文件對黃金工業發展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提出了12項應對措施，主要涉及黃金生產責任單位的明確，以及黃金生產所需要的若干條件的解決之道。這些工作措施又可分為政府責任、要素保障和經濟優惠3個層面。比如，經濟優惠主要包括國家收取租金的礦區，免除租金；禁采礦區由省人民委員會研究后開禁，讓群眾生產黃金；將砂金及礦產金收購價提高36.84％，由每市兩95元提高到130元；回收金和副產金維持不變；暫時取消對黃金5％的課稅。經濟政策層面這3項措施可以使黃金生產者和黃金企業獲得的利益具體而明確，具有直接的推動力。
《關于大力組織群眾生產黃金的指示》讓黃金生產成為具有重要政治屬性的事業，再加上進入1958年后，全國上下處于“超英趕美”的群眾運動之中，各行各業都圍繞著一個目標放“衛星”，群眾采金運動自然成了這場群眾運動的一部分。在此情況下，我國黃金生產有了一個不錯的開端：1958年黃金產量由1957年的5.541噸增長到了6.885噸，增長了24.26％，達到了新中國成立10年來最好水平；產金省區由13個增長到了16個，增長了23％。
1958年黃金產量的增長，九成以上緣于巖金生產，而巖金產量增長主要的貢獻者是國有金礦。根據統計，當年國營重點企業增產0.881噸，占全國新增產量的65.54％。其中，廣西、湖南、內蒙古、黑龍江四省區的國家投資改造或建設的金礦發揮了作用。比如，廣西東南金礦，從1955年至1972年，國家共向該礦投資1627萬元。1958年，該礦增產黃金0.401噸，占國有金礦新增產量的45.2％，為全年新增產量的29.8％，是當年黃金企業的產量之冠。相比之下，1958年群采的黃金產量僅占總產量的12.761％，增產占總增產量的三分之一。無論是總產量還是新增產量，都不占主導地位。
這與《關于大力組織群眾生產黃金的指示》的政策指向存在差異，群眾采金并沒有成為我國黃金生產的主力軍。為什么會這樣？這要從《關于大力組織群眾生產黃金的指示》中的具體政策措施來分析。該文件明確提出，增產黃金的責任全部是由省、自治區承擔，黃金生產所需的要素投入由地方政府承擔，中央政府只是發揮輔助性作用。
在當時高度統一的計劃管理體制中，中央政府對社會資源的配置具有絕對的控制權，地方政府控制和可以自主使用的資源很少。這樣的制度安排所能產生的實際效果，肯定會受到極大影響。所以，1957年《關于大力組織群眾生產黃金的指示》下發后，并沒有出現黃金大幅持續增長的局面。
六條建議開啟黃金新征程。1964年，黃金經營與生產座談會的召開，是1957年政務院下發《關于大力組織群眾生產黃金的指示》之后的又一個重要事件，確定了現代化黃金工業生產體系建設的啟動。
黃金經營與生產座談會產生了六點建議，選擇了一條與1957年《關于大力組織群眾生產黃金的指示》不同的增加黃金生產的道路，從此開始了我國現代大工業黃金生產體系建設的推進。這是1964年黃金經營與生產座談會在我國黃金生產發展史上的貢獻和價值。黃金經營與生產座談會標志著我國開啟了現代機械化黃金生產體系建設。黃金生產作為一種經濟活動，需要多要素的動員。從動員群眾生產黃金到推進現代機械化黃金生產體系建設，從本質上講，就是從單一要素動員到多要素動員，因而這一調整必然會使黃金生產力獲得更大的增長動力。這一調整的實施雖并非一帆風順，經歷頗多曲折，不過，黃金生產因此走出了歷史的谷底，在受到政治運動嚴重干擾的情況下，仍進入了一個緩慢的上升期。
經過反思，1964年黃金經營與生產座談會撥亂反正，將增加黃金生產的航船駛向了新航道。其沒有涉及任何大力發動群眾采金的內容，而是圍繞組織機械化大工業采金而展開。建立現代機械化黃金生產體系并不是黃金經營與生產座談會明確提出的任務目標，而是對其最后形成的發展黃金生產的六點建議內涵的解讀。
黃金經營與生產座談會六條建議具體內容如下：一是黃金工業需要發展。冶金部、地質部及各產金?。▍^）都應該重視。這幾年，由于生產的入不敷出，動用了國庫中的黃金儲備“吃了老本”。再過幾年，將會出現無“老本”可吃的局面。在對外經濟交往中，黃金是硬通貨，黃金儲備的增多會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二是需要制定一個發展黃金生產的中短期計劃。三是成立一個機構。冶金工業部最好成立一個黃金托拉斯（包括地質勘查），要在現有基礎上，擴大黃金勘探隊伍，首先摸清資源為開發作準備。
四是進口新設備。如進口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采金船，補充進口必要的關鍵設備。應制定出計劃，報總理審批。五是黃金收購價格要適當。收購黃金不僅要考慮價格多少，還需要獎勵物資。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一是按勞分配，二是等價交換。對那些開采砂金、體力勞動繁重的采金者，應該實行基本工資加物質獎勵的分配辦法。六是器材供應由冶金工業部負責。發展黃金工業應當給予撥款，貸款有時解決不了生產急需的國家控制的物質，這是計劃經濟體制決定的。
為落實六條建議，特別指定胡立教為協調人，這表明這六條建議已作為具體的工作布置予以推進，而成為今后增加黃金生產的工作指南和任務指標。其與1957年《關于大力組織群眾生產黃金的指示》政策取向有以下差異。
其一，更加強調了增加黃金生產的緊迫性，1957年《關于大力組織群眾生產黃金的指示》將黃金生產定位于重要的事業，1964年黃金經營與生產座談會將黃金定位于硬通貨，將黃金儲備與國家經濟實力相聯系，使黃金生產的意義進一步提升，并強調將會無“老本”可吃，黃金生產不僅具有了重要性，而且具有了緊迫性。
其二，最為重要的政策內涵是第三條，明確要求冶金部要成立一個黃金托拉斯。在1964年公開提出建立黃金托拉斯有一定的前瞻性，也有很大的風險，所以在“文革”中首當其沖受到批判。第四條建議是落實第三條建議，建立黃金專業綜合性企業集團的必需之舉，因先進的企業形態必須要有先進的生產裝備相匹配。而且在當時外匯極其短缺的情況下，決定動用外匯進口國外設備，足以看出當時國家增加黃金生產的決心。
其三，《關于大力組織群眾生產黃金的指示》著眼點是群眾，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黃金生產經營與生產座談會基本上沒有涉及發動群眾的內容，而是強化政府的責任。政府不但是增加黃金生產的倡導者和支持者，而且成為領導者和踐行者。